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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复仇”以暴制暴 与社会文明、进步不相容

发布时间:2019-08-06 16:23:45浏览次数:43次


Lead

2019年7月1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张扣扣被执行死刑。

引发社会舆情和广泛讨论的张扣扣“血亲复仇”案,终于画上了句号。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深感张扣扣死的历程和教训,值得社会大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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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 ?子

因22年前目睹母亲被邻居活活打死,“凶手”因伤害罪被判7年有期徒刑。十三岁少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刻骨记忆。时间过去22年后,2018年腊月除夕,年已35岁的汉中南郑县张扣扣血刃“仇家”一家三口,一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02

公开的审判情况

1、一审情况:2019年1月8日,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并当庭宣判,判决张扣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扣扣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杀人后故意焚烧他人车辆,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张扣扣蓄谋报复杀人,选择除夕之日,当众行凶,先后切割、捅刺被害人王正军、王校军和王自新的颈部、胸腹部、背部等要害部位共计数十刀,连杀三人,还烧毁王校军家用车辆,其犯罪动机卑劣,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本案虽然事出有因,张扣扣系初犯且有自首情节,但是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2、二审情况:2019年4月1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张扣扣因对1996年其母被本案被害人之一王正军伤害致死而长期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不如意,继而迁怒于王正军及其家人,选择在除夕之日报复杀人,持刀连续杀死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且犯罪过程中有追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情节,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张扣扣杀人后为泄愤又使用自制汽油燃烧瓶焚烧王校军家用小轿车,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均应依法惩处。对张扣扣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决定维持一审判决,报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


3、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1996年8月27日,被告人张扣扣家邻居王自新的三子王正军(时年17岁)因邻里纠纷将张扣扣之母伤害致死。同年12月5日,汉中市原南郑县人民法院鉴于王正军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张母在案件起因上有一定过错等情节,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七年,王自新赔偿张家经济损失9639.30元。此后,两家未发生新的冲突,但张扣扣对其母被王正军伤害致死始终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心理逐渐失衡。2018年春节前夕,张扣扣发现王正军回村过年,决定报复杀害王正军及其父兄,并准备犯罪工具,暗中观察,伺机作案。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12时许,王校军、王正军兄弟二人祭祖返回行至本村村委会门前时,守候在此的张扣扣蒙面持尖刀朝王正军颈部猛割一下,连续捅刺其胸腹部等处数刀,并追赶惊慌逃跑的王校军,朝其胸腹部等处连续捅刺数刀,后返回再次捅刺王正军数刀,致王校军、王正军死亡。随后,张扣扣闯入王自新家,持刀捅刺王自新胸腹部、颈部数刀,致王自新死亡。之后,张扣扣使用自制燃烧瓶点燃王校军家用轿车,致车辆后部烧毁。张扣扣逃离现场后,于同月17日7时许到公安机关投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王正军伤害致死张扣扣之母的行为已受到法律制裁,但张扣扣却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在其母被害21年以后蓄意报复王正军及王的父兄,精心策划犯罪,选择除夕之日当众蒙面持刀行凶,致三名被害人死亡,且有追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情节,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张扣扣杀人后为进一步发泄怨愤又毁损王校军家用轿车,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亦应依法惩处。对张扣扣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张扣扣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张扣扣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03

争议观点

1、认定张扣扣实施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犯罪的原因是否准确;

2、张扣扣作案时有无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3、本案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

4、张扣扣有无持刀在捅刺被害人王校军后返回对被害人王正军进行二次捅刺;

5、对张扣扣的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是否适当。

在法庭辩论环节,张扣扣说:“我是为我妈报仇。我不是因为没有钱才投案自首的,我认为我没有给社会造成恐慌。就这些。”


04

公诉机关意见

1、认定上诉人张扣扣犯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


一审庭审、二审庭前会议以及今天的法庭调查中,张扣扣对其杀害三名被害人并毁坏财物的行为均供认不讳,张扣扣及其辩护人对印证该事实的证据亦不持异议。张扣扣对犯罪事实的供述前后均保持稳定,与在卷二十余名目击证人的证言、物证、现场勘查笔录、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相互印证,张扣扣犯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


2、张扣扣犯罪动机卑劣符合客观事实,“报仇”是其宣泄对个人现状不满情绪的借口


本案发生后,张扣扣声称是“为母报仇”,是96年其母被伤害致死案“判决不公”,并列举了本案被害人一家所谓的“罪状”,22年保持沉默的其父亲和姐姐也随后在媒体发声附和。张扣扣及家人的悲情描述、网络媒体上的众说纷纭,一时间使得普通大众陷入了重重迷雾——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

理清23年前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案对本案尤为重要,这不仅涉及到对张扣扣犯罪主观恶性的评价,还涉及到刑法和刑事政策在本案中的准确适用,更涉及到法治社会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以及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按照“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用证据的标尺来衡量23年前原案件判决是否公正,以及张扣扣所谓王正军家人的“罪状”是真还是假。


(1)、96年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案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六名目击证人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结果。


2018年本案发生后,张扣扣父亲才就96年案件刑事附带民事部分,先后向汉中市和陕西省两级法院提出申诉。两级法院经调查核实后,均依法予以驳回,并就其对原判刑事部分提出的诸多质疑,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中予以了答复。答复内容表明,首先,96年案件发生时,现场包括张扣扣父亲、姐姐在内的六名目击证人和被告人王正军共七人在场,六名证人的证言和王正军的供述均能相互印证,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次,96年案件庭审时,有一名证人出庭作证,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出庭的张扣扣父亲,对该证人的当庭证言并没有提出异议;再次,本案发生前的22年间,申诉人及家人并未以任何方式对原判提出过任何异议,且至今申诉人不能拿出足以推翻包括其本人和女儿证言在内的七份定案证据的有效新证据。由此可见,96年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案原判认定事实无误,定案证据确实充分,且定性准确。本案一审审查起诉期间,一审公诉人也查阅了96年原案卷,得出的结论与两级法院相同。


(2)、张扣扣及其家人所谓王正军家人的“罪状”与事实不符,本案被害人王自新、王校军纯属无辜。


张扣扣在本案发生后声称,王家父子四人对其母的死亡和案件处理不公都负有责任,其杀害王家父子三人没有伤及无辜,并列举了王家人的种种所谓“罪状”。检察员经审查发现,这些只是张扣扣及其家人的一面之词,并无任何证据能够佐证。相反,这些所谓“罪状”随着本案诉讼过程的进行已经被证明是虚假的:一是96年案件发生时张扣扣是否在场无证据支持。96年案卷中既没有张扣扣作为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在案,也没人证实其当时就在现场。其关于在现场目睹母亲被杀的说法无证据佐证;二是张扣扣描述案发时王正军父亲王自新喊“往死里打,打死我负责”,以及王正军二哥王富军将其母按倒在地进行殴打的情节,原判的七份证据均不能予以证实,至今也没有新的证据能够佐证;三是张扣扣及其家人关于王家霸凌一方、当年仅23岁刚参加工作的王正军大哥王校军利用干部身份干扰司法办案,以及原审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推断,均属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四是张扣扣及其家人提出的王正军年龄可能造假、王正军替其二哥王富军“顶包”的说法亦不能成立。张扣扣如今供述当年伤害其母的就是老三王正军。另外其姐在本案中的证言“王正军和我当年都是17岁;我说王正军替王富军'顶包'没什么理由”,同样也否认了上述说法。

以上充分证明,张扣扣及其家人对王正军家人所谓“罪状”的描述与证据证明的事实有悖,其对事实“添油加醋”的意图在于增加王正军家人的可责性,为张扣扣杀戮行为和指责“原判不公”寻找牵强的理由。


(3)、96年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案判决对王正军行为的定性准确,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量刑并无不当。


张扣扣及其家人之所以声称“原判不公”,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定罪量刑也存在问题,认为定性应为故意杀人罪,而量刑仅仅才七年明显畸轻。网络媒体也有同样的质疑声。


检察员认为,法院量刑时需要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起因、责任能力以及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等等因素,但张扣扣及其家人在对当年案件描述时,却刻意回避了有利于被告人王正军的五个关键量刑事实和情节:一是张扣扣母亲先向王富军脚边吐口水,后又朝其脸上吐口水,系该案事端的挑起者;二是张扣扣母亲接过其女递过来的扁铁击打王正军,是首先持械的伤人者;三是王正军是在头面部被张母持扁铁打伤流血后,才从现场捡拾木柴棒击打张母头部,属于突发事件中的临时起意;四是王正军击打张母仅是一棒,之后再无继续实施加害行为;五是王正军当时年仅十七岁,属未成年人,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述事实和情节,既是原判认定王正军构成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依据,也是依法对王正军从轻处罚的主要理由。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认定犯罪必须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王正军主观上不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意图,客观上仅实施了击打一棒的伤害行为,原判认定王正军构成故意伤害罪定性准确。结合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王正军又属于未成年人等事实和情节,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判处王正军七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并无不当。张扣扣及其家人声称原判定罪量刑不公的理由不能成立。


(4)、张扣扣及其家人歪曲事实无端指责“原判不公”,是在极力为其滥杀无辜、减轻罪责寻找“挡箭牌”。


张扣扣及家人既在96年案件庭审中不对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又在之后漫长的22年间不提出申诉,但却在张扣扣疯狂杀戮王家三人后,即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时,才提出完全背离客观事实的所谓“原判不公”,其意图不言自明:虚构事实刻意夸大对方罪责,颠倒是非有意忽略己方过错,营造“司法不公”、“救济无门”假象,打着“为母报仇”的“孝子”旗号,企图通过媒体混淆视听、欺世惑众,从感情上博取民众对所谓“悲情英雄”的同情,以达到鼓动大众情绪裹挟司法,掩盖罪恶减轻处罚的目的。


检察员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试图通过歪曲事实来博得大众同情,继而通过舆情来影响司法审判和裁决的丑恶目的,最终都将无法得逞,原因就在于其忽视了证据裁判原则在当代司法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全面依法治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家应该相信,作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司法者,面对民众的呼声、舆论的监督,必然会更加全面倾听、依法甄别各种信息和观点,必然会更加审慎对待案件中每一个事实和情节,必然会更加严格遵循诉讼规则和证据裁判原则,以公开透明的审理过程和公平公正的裁决结果来回应社会关切。


(5)、张扣扣在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的巨大压力下心理逐渐失衡,才是其产生杀人动机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案当初就有了司法机关公正的裁判,之后张王两家再无其他矛盾和纠纷,两家也都进入到了各自正常的生活。如今,张扣扣及其家人却将本案的发生完全归咎于96年案件,显然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检察员认为,不可否认,童年丧母的确会给张扣扣心理造成不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足以成为导致其22年后杀人动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人格的形成,心态的变化绝非一朝一夕,张扣扣主观世界是随着其二十多年的个人生活、经历而逐步发展变化的。根据张扣扣本人的供述和亲戚、朋友、战友、工友、同学等多人的证言可证实,张扣扣对生活曾有过梦想,也曾有过追求,但事与愿违,其有钱有车能够自驾游的梦想始终不能实现,心中的不如意体现在方方面面:虽四处打工,却积蓄甚少,且多次被骗——个人生活艰难;人近中年却未成婚,又与家人少沟通,且与其父言语不合——家庭生活不如意;经历虽多却交友甚少,情感抒发缺少渠道,信钱不信人——社会融入感缺失。现实生活的种种负累使得张扣扣有些绝望,正如其所说的“对未来看不到希望”。案发前与其父的争吵更增加了其烦恼,其心中日渐滋生的不满、不服、不平无处宣泄。恰在此时,张扣扣正好看到了回家过年的王正军,心中的郁闷终于找到了发泄点,一切的不如意都归咎于其母的早亡、归咎于王正军当年的所为,于是王家人便成为了其迁怒的对象。正如张扣扣供述的“看不到王正军我也不会想过去的事”、“我要是娶妻生子了,也不会干这事儿”。


由此可见,96年案件对本案的发生来讲,只是一个“导火索”,96年案件确与本案有一定关联,但绝非是张扣扣杀人动机产生的主要和唯一原因,更不能成为滥杀无辜的理由,长期以来工作、生活的巨大压力造成其心理失衡才是根本原因。王家人只是其冲破法律和道德约束而肆意宣泄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所谓“为母报仇”也只不过是其掩饰承受不住生活压力而走向极端的一个借口。


3、张扣扣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严惩。


张扣扣辩称,其杀人行为只是针对王家男人,因为他们都对其母亲的死亡和判决不公负有责任,其并没有对王家女人和王家以外的其他人施暴,所以其没有滥杀无辜。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正如我们前述,96年张扣扣母亲被伤害致死案并不存在判决不公问题,而导致张母死亡的直接责任人只是王正军一人,虽然王自新、王富军两人在现场,但是他们与张母死亡结果的发生并无因果关系,更何况王校军当时根本就不在现场。张扣扣残忍杀害无辜的王自新、王校军,事后又编造王家父子所谓的“罪状”,企图嫁祸于人,于情不合、于理不通、于法不容。


检察员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血亲复仇”作为民间陋习早已被摒弃,国家救济渠道畅通,不允许私力救济,除非如正当防卫等紧急情况,这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必然,也是公诉案件排除私力救济的根本原因。当然,法律也是有温度的,对事出有因的案件,根据我国刑事司法政策,在量刑时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予以考量。本案张扣扣因其母被伤害致死,确实给其幼小的心理蒙上了阴影,这也是22年后其选择王家人而不是其他人作为宣泄对象的“导火索”,在对其量刑时可以按照酌定从轻情节予以对待。可是,张扣扣将杀人对象的选择不仅仅指向当年的直接责任人王正军,而是肆意扩大了其泄愤的对象,直指王家另外三个无辜之人,事实上王富军只是因事未能回家而幸免于难。这样卑劣的行径,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报仇”,而是超出了普通大众情感承受力的“灭门”,足见其人性泯灭的真实一面,对张扣扣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理应依法严惩。



04

本案的启示

(1)尊重事实与崇尚法治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的保护神,证据是回溯案件事实、追寻案件真相的利器。96年案件的真相,最终就是通过全案的证据予以还原的。人们对张扣扣的同情和声援,并不是支持其凶残的杀人行为,而是基于张扣扣所称的“原判不公、为母报仇”,才对其宽宥和同情。但回溯案件事实,“原判不公”并不存在,张扣扣理应为其杀戮行为承担罪责。通过本案,我们希望倡导全民树立崇尚法治的意识。


崇尚法治,需要倡导证据意识。时代飞速发展,眼见、耳听也许依旧无法辨别真伪,因为存在许多“背后”的故事、无处安放的情绪、被刻意裁剪的“真相”、极端自私的“个人正义观”……所以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中,拿什么确保我们的评判趋近事实和真相?唯有让证据说话。


崇尚法治,需要坚决摒弃“同态复仇”“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陈旧陋习。民间私斗,冤冤相报,相互杀戮,破坏的不仅是我们共有的社会秩序,更大的危害是任何人都将根据自己内心的“公正”成为纠纷的裁决者。如果人人都可以冲破法律的约束,践踏司法的权威,肆意生杀予夺以实现自己内心的正义,那么法律将形同虚设,司法将毫无意义,社会秩序也将无法保障。依靠法律,理性解决矛盾纠纷是文明社会的法治根基。


崇尚法治,需要维护司法权威。在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里,尊重法院的判决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法律信仰的基础,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司法应当得到绝对的尊重,尊重生效判决就是尊重法律。面对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面对矛盾和纠纷,要选择合法途径解决。


(2)司法裁判与舆论监督


张扣扣幼年丧母的境况我们不难想象,曾是被害者家属的张扣扣,曾被他人犯罪行为所伤害的张扣扣,值得同情。然而,当悲情的张扣扣亲手为自己戴上杀戮的面具使三个家庭支离破碎,无辜的孩子永失父爱,他们的伤痛需要更多的关爱和同情。

面对一起社会民众普遍关切的热点案件,把案件置于媒体监督的聚光灯下是确保司法透明、司法公正的有效方式。依据法律,依靠证据认定事实,独立的做出专业判断是司法机关做出公正裁决的基础。媒体应当尊重司法所具有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引导公众从激昂的感性认识转向理性从容的思考,从“全民陪审”到尊重司法的专业裁判。在探寻真相,扞卫正义,追寻法治梦想的共同目标上,司法机关与媒体是一致的。公平正义是司法机关永恒的追求。在实现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我们不遗余力。我们真诚接受媒体的监督、虚心倾听民众的呼声,共同努力,形成良性互动,使犯罪者罚当其罪,使无辜者不致蒙冤,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05

辩护方的核心观点:孽债

核心提示: 从22年被害人王正军殴打张扣扣母亲致死,到王自新作为监护人失职,再到一审审判时王校军代领关键证人出庭通知并指证张扣扣母亲过错在先,三被害人或多或少有其过错。 侦查人员公开解剖带给二次伤害;一审法院让王校军代领证人通知,更是置张扣扣母亲头部5条骨折线不顾轻判;乡村民事调解机制缺失,22年王家没有一句道歉。


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有它的合理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万物皆有因果规律。


张扣扣为何在22年后走到了今天?张扣扣定会有他自己认为的原因。这原因也许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体系,也许还不足以构成,但全面分析、客观归纳得出张扣扣铤而走险的深层次原因,绝对是本案公正审判的一部分


1、13周岁目睹母亲被棒击头部,母亲在其怀中喷血而亡(被害人王正军的过错)


时光拉回22年前,出生于1983年1月6日的张扣扣,已满13周岁,这个年龄是典型的未成年人,张扣扣原本马上要上初中了!悲剧却不期而遇。本案的起诉书用一句话简述了那天的情况“1996年8月27日因邻里纠纷被告人张扣扣母亲汪秀萍被王正军(男,时年17岁)伤害致死”。在这起母亲被打死的案件中,南郑法院认定了王正军的行为,王正军作为被害人,此方面的过错应当得到认定。


2、旧案显示王自新参与指挥,致死汪秀萍监护难辞其咎(被害人王自新的过错)


据旧案张福如、张丽波等一方多次强调,当时双方有言语冲突后,王自新大声喊道“给我打,出来我负责”。另外王自新既然也在案发现场,其作为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王正军的父母,法定监护人,其明显有监护、管教的职责。发生如此严重打死人的行为,其责任难以推卸。此方面王自新的指挥或监管失职行为,可以作为被害人过错在张扣扣案件予以考虑。


3、侦查人员露天公开解剖,张扣扣遭受二次伤害(侦查办案人员解剖之过错)


张扣扣提到三个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瞬间。除了母亲被打、母亲在其怀中喷血死亡,还有就是侦查人员公开对母亲进行解剖尸体。特别是现场切开头部、打开头盖后缝合,母亲头部变形、无法识别。更令其不能接受的是,侦查人员未采取任何隔离、遮挡措施,上百人公开围观。侦查人员解剖之过错,本案在认定时绝不能忽视。


4、王校军参与旧案审理,代领关键证人出庭通知(被害人王校军的过错)


王校军当时作为王正军的大哥,同时也是某乡镇干部,此时其违法代领了原本应当由关键证人领取的出庭通知书,对此在法院不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推定王校军实施与证人串通作证的违法过错。


5、剥夺张福如附带民事上诉权, 头部5条骨折线定不了故意杀人(南郑法院的违法裁判过错)


南郑法院在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口头可以上诉的情况下,以是否提交书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状为标准,剥夺了张福如附带民事诉讼上诉权,这一剥夺就是22年,期间张扣扣认为司法不公,加重了对社会、对三被害人一家的仇恨,只能法院的裁判归结于王校军的官方任职与活动。对此南郑法院的裁判违法行为之过错,亦应有所考虑。


6、王正军减刑两年出所,手续办理是否合法待查!(对被害人王正军减刑合法审查因素)


王正军1996年8月份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12月份南郑法院判决7年(至2003年8月28日),在西安少管所服刑,后减刑、假释,等于实际服刑4年左右。对此,贵院应当依法向西安市少管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王正军减刑的所有相关案卷材料,以查明此案判刑是否合法。


7、王家从未道歉只有回避,乡村民事调解不到位(基层民事调解因素)


被害人王自新及王正军、王校军在22年期间,从未就此问题向被告人一家进行道歉,反而采取的躲避、回避之态度,其一家人对此冷漠表现,系本案报仇的一定原因。加之乡村民事调解不到位,从未对两家进行过调查、了解。


投案自首回头路

核心提示:张扣扣虽然致三人死亡,后果极其严重,但张扣扣同时有酌定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初犯、被害人致其母亲死亡过错、双方典型民间矛盾纠纷、投案自首、1996年案件侦查人员公开现场解剖、1996年案件裁判确有不当等等。


1、退役军人出身,无任何犯罪前科


《社会危险性情况说明表》中明确标注张扣扣为初犯。另外张扣扣2001年12月1日批准入伍,成为武装警察部队的一名战士,士兵军事训练成绩为优秀,2002年12月起升任副班长,被评为团级优秀士兵。


2、被害人过错明显,母亲被殴致死


3、互为邻里有矛盾,民间纠纷是主因


本案的引发有着深层次的农村邻里背景,有它范围的特定性、社会影响的空间性。在这一点上,本案不同于那些悲观厌世报复社会不特定人员的凶杀案。相对比于本案,报复社会型凶杀案,其犯罪动机更为卑劣,杀人手段更加凶残,犯罪后果更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别巨大,主观恶性更深,人身危险性巨大。


4、两天后主动归案,承认犯罪系自首


张扣扣作为退伍军人,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也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本案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后,办案机关决定全局民警立即取消休假、全力投入到该案的抓捕等工作中来。但两天来,据工作部署安排并没有多少进展。在当地特殊的山区地形条件下,张扣扣主动前往派出所归案,不仅代表其投案的态度,而且也节省了当地办案机构的人力、物力。


5、司法裁判确不当,22年上诉已成空。

启示与警醒

核心提示:人人相处不可欺,基层治理不可失,公正司法不可迟,血亲复仇不可取!


从本案案发、辩护人介入,到本案开庭审理,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辩护人系统地代理了与本案的有关关联案件,也感受到媒体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度。辩护人确实是感触万千,思绪良多。通过本案总结一下,几点启示与警醒,望给予在座的各位及广大社会民众一些启迪。


1、人人相处不可欺


人与人相处,要懂得相容。不要斤斤计较,能够以德报怨,宽容大度。人际交往中如果有了这些误解和矛盾,要谦让大度、克制忍让,不计较对方的态度、不计较对方的言辞,并勇于承担自己的行为责任,俗话所说"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这个道理。

人与人相处要遵循谦逊原则,做了对别人不对或侵害的事,要懂得第一时间表示歉意,有时别人争取的不一定是钱财,而是一种情感需求、一个面子!本案王张两家既是邻居,又曾经相好如初,但因为一些民间纠纷,大动干戈,张扣扣母亲被棒打致死,虽然走了法律程序,但从此两家形同陌路,22年里没有一句安慰,有的只是冰冷冷的躲避!


2、基层治理不可失


人与人发生隔阂,家庭与家庭敌对,自力无法救济,要靠基层治理。1988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委会调解民间纠纷的职能,并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可否认,张扣扣母亲被打死后村委会主持了丧葬,协调了一定事宜的解决。

但从一些村领导干部的采访来看,他们本身对张扣扣母亲有怨言,22年间两家处于隔阂对立状态,他们作为基层组织的领头人,都一点不知吗?主动沟通两家,让他们从敌对到融合,这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吗?基层治理如果到位,工作到家,张扣扣会至于22年后选择极端吗?


3、公正司法不可迟


英国法律谚语: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当前,我国也主张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针对1996年案件虽然还在陕西高院申诉中,但围绕1996年案件我们发出的47条事由,并没有得到相关法院给予充分的释解。对于1996年案件存在的问题,法院不应一味地回避,应直面应对,这是司法责任感最基本的体现。我们也相信针对1996年案件的申诉定会成功。


4、血亲复仇不可取


复仇是什么?是在原始的懵懂时代,人们根据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对侵犯自己亲属的人而实施的反制行为。儒家经典《礼记·曲礼》有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意思是对于杀父仇人,儿子们不能和仇人生活在同一蓝天下,无论仇人身处何处,儿子们非得找到并亲手杀死仇人;自己兄弟被人杀了,要时刻随身带着兵器,见了仇人就杀;自己的好朋友被人杀了,不能和仇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要么杀死仇人,要么追杀使得仇人逃往国外。


现代法律,已经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无论中外,都不主张以暴制暴、同态复仇,也不会再将结束人生命的权力交给受害者的家属。特别是,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杀人都是不可取的,都是要予以否定的。如果因为在社会生活当中认为遭受了不公,或者认为裁判有错误,就可以采取暴力手段的话,冤冤相报何时了!那样,整个社会都会充斥着复仇,并且陷入无休止的暴戾之中。


06

本律师感悟

1、司法公开更有利于公正。


? 张扣扣案的审理是公开的,公诉机关、辩护人、被告人、被害人、法院裁判均公开,有利于厘清事实,消除疑问,司法透明,推动法制进步。


2、“血亲复仇”不会被文明社会接受是共识。


公诉机关、辩护人对“血亲复仇”以暴制暴的行为均表达了不认可的观点,刑事法律对这种行为明令禁止,法院的裁判观点非常明确,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否则将依法严惩。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不再接受这种“血亲复仇”复辟思潮。


3、法制社会必须依法行为。


法律目前人人平等。法制社会必须依法行为,知法、懂法、守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处理矛盾纠纷,既是每一个公民责任和义务,也是全体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底线。


愿张扣扣之死能够避免类似案件的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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